别把对公众的理解停留在(那本你没读过的)《乌合之众》
「 你更倾向于把人群叫做“群氓”还是“公众”?」
作者 | 方可成
编辑 | 杨开心
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有几本书长销不衰,不断被再版。而且,这些书的作者至少在 70 年前已经去世,因此作品成为公共版权图书,各家出版社都可以进来分一杯羹,推出了形形色色几十上百种版本。
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・勒庞(Gustave Le Bon)的《乌合之众:大众心理研究》就是这类书中的代表。仅 2016 年前 9 个月,就至少有译林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出版社、人民邮电出版社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、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、现代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《乌合之众》,令人眼花缭乱。
△图片来源:douban.com
《乌合之众》在中国备受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现象:我们曾经经历那群体狂热的年代,至今也依然时常见证“暴民”的破坏性,对群体的疯狂非理性有着切肤之痛。而勒庞对群体狂热给出的诊断又非常简单直接,没有理解上的门槛和障碍:个体的人是理性的,一旦到了集体里面,就丧失了理性,“不善推理,却急于行动”,“夸大自己的感情”,“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”……这些简洁而坚定的判断,让人们可以迅速拿来解释身边的现象,易学易用。
然而很遗憾的是,西方学界最近百年来对群体行为的研究,早已抛弃了勒庞的理论。可以说,勒庞在今天的主流社会心理学中并不占据一席之地。用圣母大学社会学教授 Daniel J. Myers 在一篇论文(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: Infectiousness, Susceptibility, and Mass Media Networks)中的话来说,勒庞式的群体观念已经被后来的学者们彻底驳斥了(“have been thoroughly debunked”)。Myers 本人的研究重点即是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扩散模式。
其实仔细想想便很容易发现勒庞理论中的粗糙乃至不合理之处。当我们从个体走进集体,真的就会发生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变吗?这种突然的转变未免过于神奇?回想我们置身集体的时刻,真的成了丧失了头脑、任人摆布的木偶吗?这种理性 - 疯狂的二分法,未免过于绝对?
和勒庞同一时代的,还有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,他对于群体行为的研究长期被学界遗忘,在公众中更是毫无知名度。但是近十年来,他的作品被学界重新挖掘出来。今天的教授们惊讶地发现:原来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洞见,在今天依然能带来重大的启发。
他的名字是加布里埃尔・塔尔德(Gabriel Tarde)。塔尔德和勒庞都生活在 19 世纪末期的法国,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和动荡:1870 年建立的第三共和国牢固确立了(男性公民的)普选权,1882 年银行和股票市场崩溃,1892 年发生权钱勾结的“巴拿马丑闻”,法德关系依然紧张,炸弹袭击和刺杀事件也屡有发生。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空前活跃,但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,社会情绪变得冲动、暴躁。
△图片来源:360doc.com
塔尔德和勒庞都在观察这个动荡社会中风起云涌的群体行动。但是,和勒庞把人群叫做“乌合之众”、“群氓”(crowd)不同,塔尔德将人群叫做“公众”(public)。
“乌合之众”和“公众”都会展现出集体行为,但集体行为产生的原因不同。前者是因为在集体中丧失了理性,甘愿跟随着宗教般的感情盲目行事;后者则是因为人群中的个体之间有对话、讨论,因此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,成为一个共同体。
塔尔德之所以强调对话、讨论,是因为他观察到:当时的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事物——大众报纸。
19 世纪末,法国颁布的新闻法案让一大批面向普通大众的报纸得以诞生。世纪之交时,最大的报纸发行量已经超过百万。有了报纸,民众虽然可能住在相距很远的地方,但却享有了同样的信息,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,这让他们可以无障碍地对话,可以分享同样的参与热情,这也就促使各类群体运动不断发生。
所以,塔尔德认为,当时法国所见证的并不是群氓时代的到来,而是公众时代的到来。民众是被建立在共同信息基础上的对话联系在一起的。他们并非一旦置身集体就愚不可及、只懂跟随,而是具备自己的判断力和反思精神,可以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。
互动的妙处在于:当一个人是孤立状态时,他往往只考虑自己。而当和其他人对话时,则往往能走出自我中心,考虑他人的感受。在群体之中时,我们真的都是沈浸在情绪中、不顾及他人的人吗?或者,群体中的我们其实依然在进行个体之间的互动?
塔尔德的观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具有启发意义:我们每个人在一次次的转发、点赞、评论中,切切实实参与了对话,这些对话让网络上的公众群体形成。通过勒庞和塔尔德的不同观点,我们也可以思考互联网上的“乌合之众”现象。当越来越多的“暴民”、“喷子”出现时,是将他们简单归类为“群氓”,还是承认他们的主体性,研究他们所共享的信息、共同的身份认同,进而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?这种不同的理解方式,会影响我们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:是无视、批评那些“群氓”,还是尝试开启对话,在互动中影响对方?
事实上,勒庞观点的危险之处正在于:他会导向一种对民众的蔑视和不信任,对“控制盲流”等威权政策的支持。而塔尔德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:通过提高信息质量,通过促进对话质量,获得更好的公众群体。
遗憾的是,和勒庞的作品在市面上大行其道不同,我们几乎找不到塔尔德的作品。期待有出版社把对勒庞的热情分一点点给塔尔德,让中国读者获得勒庞之外的另一种更值得听取的声音。
本文作者方可成开设了“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”,针对传媒从业者、研究者和学生提供专业服务,详情请访问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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